我的裸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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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在《男男女女——一位性学家的环球旅行记 》记载了这样的内容：“泰米尔人也有一些奇怪的性行为。这些性行为在他们的故土马拉巴尔海岸还没有消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奸尸。著名的印度专家梅内博士告诉我：马拉巴尔有一种非常盛行的观念，认为处女死后就不是人了。因此女孩子一旦死去，甚至是在很小的时候去世，都会被立即奸污，然后再火化。”

  这种观念只存在于马拉巴尔这个民族中。这种观念一旦走出这个民族，就成了为人类所不齿的罪恶；同样，在我们这个文明社会里奉行的生存准则，却会被他们排斥。泰米尔人对死去的处女进行奸污，那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必要的。而我们认为对死去的处女应该尊重她的尸体的做法，是一种人道和文明；但这样的行为在马拉巴尔这个民族里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的做法是最不人道最残忍的。这就是不同的民族习俗造成的人类道德的差异。

  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风俗，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道德。这些风俗和道德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有了显著的变化。那就是他们惭惭地从愚昧中走出，进入共同商讨后的民主大道。道德不再是由集权制定；性自由也不再由国家主宰。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的性权利得到无限的扩张。原来的那种统治在性头上的思想和法律，随着民意的蓬勃而枯萎、直到消失。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个人性自由。这种自由的程度应该由民意体现；假如强权以公德的面目出现，以法律的内容来发扬；那么，我们生活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人性化的社会。我们的快乐或痛苦的基调，是由集权主义强迫定下的。

　今天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集体权利高于个人权利的时代；那种为公共需求而牺牲自己个人利益的思想成了我们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因此，中外就呈现出来两种性状态。外国人是极度的性自由；这种性自由被很多中国人当作是性放纵而加以谴责。中国人的性禁忌和性恐惧，在外国人来看，同样也很愚蠢，让他们惊讶不已。真的是可以这样说：外国人在他们的性自由的思想中各行其是；中国人在自己的性压抑中怡然自得。如果让性自由的人生活在性压抑的社会中，那将是怎样的痛不欲生的感觉呀；如果让性禁铟的人来到性随便的社会中，那种感觉也将是生不如死。

　但事实上是：流行性禁锢的国家中的人进入开放的西方国家，并体验到了那种放纵奢侈的淫乐，他们并没有痛苦不堪。这证明，很多人嘴巴上讲禁欲是一种拿道德说事的虚伪，是心口不一。因为这种性快乐一旦离开自己生存的土壤，痛苦就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在性的行为中，体验到的是无比的快乐，但我们这种性快乐碰撞在以这个性压抑为荣为德的民族的身上，得到的回声就会让我们非常痛苦。

　在巴厘岛，很多未成年的孩子都在玩成人游戏。性在他们那里，不是正儿八经的人生大事，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快乐消遣。他们以此为乐，乐此不疲。我们很可能会为这些早熟的孩子担心，为他们惋惜；这么小小的年纪，就进入了成年生活，将来可怎么办呀。这样的顾虑在巴厘岛人看来，是非常可笑非常幼稚的。因为我们的担心和恐惧完全是多余的。他们的社会和我们的社会不一样。性在他们的社会中，没有象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受到我们如此地郑重其事。既然成年人都不在乎自己伴侣的性问题，那么，未成年人在性行为中过早地吸取其甜蜜，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